1929年，我出生在灵璧县九顶韩山蒿王村，父母都是穷苦农民。我是老小，在学堂读了三年小学。1949年，我参加了解放军。解放重庆之后，1951年4月，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入朝参战，被编入二野12军35师部当通讯兵。
志愿军与美军交战，不仅武器装备差一大截，通讯设备更是没法比，美国人是无线通讯，志愿军是有线联络。从师部到作战前沿指挥所，靠电话指挥。如果电话线被炸断，就与前方失去了联系，消息与命令只能靠通信兵冒着生命危险传送
。有一次，我从团部到军部送
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奔跑，身上穿的军装也不暖和，回来后，鞋冻在脚上脱不下来，送到医院焐化，脱了鞋，10个脚趾甲都冻掉在鞋里了。
在战场上，通信兵是首长的“左膀右臂”，对部队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部队的武器装备、战斗计划、人员及军事秘密。我们的配备也不同于普通士兵，有专用军马、卡宾枪、短枪、瑞士表、指南针等。因此，美国兵就曾扬言，“捉住一个团部的通信兵就等于捉住一位团长；捉住一个师部的通信兵，就等于捉住一位师长。”
有一次，师部与611阵地前线相距20多里路，电台失去联系，情况十分危急。师部首长派我带领3名通信兵一起到前线送信。要闯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只有选择晚上才能减少伤亡。我带头走在前面，临近敌人的封锁线，脸和身子都贴着地向前爬行。好不容易越过两道封锁线，经过第三道时，敌人的照明弹将我们暴露了，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我身后不远的两个战友当时就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