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宴”记了一辈子
在一无厂房、二无设备的条件下，由于运输车辆有限，许多钢筋、沙子、铁杆等建筑材料都是由先到厂里的职工用肩扛到厂区的。正当建设者群情激昂时，1960年，苏联外援专家撤走，并停止了一切关键设备和关键工艺的供应。随后，又遭遇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供应紧张，许多人吃不饱饭。我们为了充饥，吃猪毛菜、灰菜、糖菜渣，喝酱油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当时吃的是用小米、黏米混合熬的粥，又像粥又像饭，稠糊糊的，菜是圆白菜，买的时候原封不动地连老帮子一块买回来，剁吧剁吧熬成菜。当时粮食还限量，一个人一碗粥、一碗菜。还有一个解放军发明的增量法，把蒸完的窝窝头再蒸一次，就又膨胀了嘛，水分多了它就大了，实际一个还是二两的粮食。
饥饿，对工厂建设和生产科研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未曾有过丝毫的懈怠。厂里为给科技人员增加些营养，特意给每个科技人员每天多发一碗豆浆。此外，身患浮肿病的同志每天还可领到8至10粒黄豆或黑豆充饥。
土豆大会餐精神
面对困难，二〇二厂开展生产自救。我们利用业余时间，饥肠辘辘地在阴山下开始了农副业生产。为渡过灾荒，厂党委制定了《农副业发展规划》，发动全厂干部职工在厂区周围的荒野上垦荒种地，把南门外的一块地进行春翻，用来种土豆。在地里干活，风沙大，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但大家毫无怨言，有时能从凌晨干到晚上9点多钟才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