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生导师是蒋宝琦老师，2002 年，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在深圳建立时，他就选择过来做心内科主任。有老师在前指引，所以 2005 年来深圳时我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障碍，而且北大深圳医院最初的管理模式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管理模式和诊疗常规基本一样，医疗设备上也差不多。
不过，尽管如此，在医疗人员方面还是很有差距的，因为当时能够操作心脏介入手术的深圳医生很少，北大深圳医院心血管科室规模也比较小，只有 8 张床位。
2005 年我来深圳的时候，我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了，家人多多少少还是对我来深圳有一些意见。最后我妻子放弃了在北京的教书工作和我一块南下来到深圳。女儿则一直留在北京由岳父岳母照顾。来深圳之后自然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减少了，但是因为从事医生这一行，平日比较忙，即使在北京也很难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回想一生的重大选择，从我填志愿到选专业到每一场手术再到南下深圳，除了顺势而为，我潜意识里还有不断迎接挑战的这一种特质吧。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特点，促使我当初放弃北京优越的医疗条件，到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深圳来继续发展。
贰
每个医生技术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太着急，要慢慢来。2012 年之后，我们的技术有很大的改进。
不过，尽管如此，在医疗人员方面还是很有差距的，因为当时能够操作心脏介入手术的深圳医生很少，北大深圳医院心血管科室规模也比较小，只有 8 张床位。
2005 年我来深圳的时候，我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了，家人多多少少还是对我来深圳有一些意见。最后我妻子放弃了在北京的教书工作和我一块南下来到深圳。女儿则一直留在北京由岳父岳母照顾。来深圳之后自然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减少了，但是因为从事医生这一行，平日比较忙，即使在北京也很难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回想一生的重大选择，从我填志愿到选专业到每一场手术再到南下深圳，除了顺势而为，我潜意识里还有不断迎接挑战的这一种特质吧。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特点，促使我当初放弃北京优越的医疗条件，到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深圳来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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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医生技术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太着急，要慢慢来。2012 年之后，我们的技术有很大的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