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个酷儿聚会上相遇，那是小波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拉我去散心，希望我从失去小波的悲痛中走出来。聚会在西四羊肉胡同一位男同志的家里举行，记得我还约了《东宫西宫》的导演张元一起去，并且在那里首次见到被誉为中国法斯宾德的崔子恩。
我因为基本上谁都不认识，所以在聚会上显得很落寞，这时，“她”过来搭讪，并提起我们以前在一个女同志的见面会上见过一次。后来他告诉我，从那次见面，他就“惦记”上我了，心想：要能跟这个人在一起该有多好。我们互相留了电话，我心里想的是做女同志调查，而他心里早就暗恋上了我。
我们是相当有缘分的，证据就是他第一次约我，电话打来我就说对了他的名字，而且把我跟另一位老朋友的约会忘得一干二净，欣然去赴他的约了。后来那位朋友好抱怨我，我自己也纳闷，像这样爽约的事在我是极少发生的。
我在人民日报的西大门等他，他竟是开着一辆深棕色的桑塔纳来的，记得我还暗暗猜测他的职业，因为当时有车的人很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麦当劳，这在当时还是很奢侈的一种消费。我问他答，很坦诚，一切问题都如实回答。我在一个本子上做了记录，这是我做同性恋调查时一直使用的方法。记得结账时我要AA制，被他不容分说地拒绝了。做社会调查按惯例是要付费的，哪有让对方结账的道理。我哪里知道，在他心里，这并不是一个调查访谈，而是男女约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