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您觉得反性骚扰制度的建立有怎样的必要？
李思磐：一方面，中国在防性骚扰方面的确存在制度的缺失，防性骚扰应该成为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一个基本规则；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也欠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很排斥谈“性”这个话题，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学习场合提到了，那么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一旦发生这些性侵害事件，敢于出来揭发的人往往要付出代价，她们本身可能是受害者，但所有人都倾向于女性在遭遇性侵时是否有直接说“不”，这个女生也要面临是否“本身就是个坏女人”的指责。事实上，受害人是很难说不的。
法制晚报：你所说的权利关系是指哪些？
李思磐：高校教师处理学生利益的任意性过大，而且缺乏监督和问责机制。校园性骚扰，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首先这类行为非常隐蔽，其次，在双方关系中，性骚扰实施者大多数是强势的一方，他们能够决定、掌控双方的互动形式。
法制晚报：您认为什么方式能够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李思磐：防性骚扰最重要是建立制度规范、建立利益回避原则。港澳台地区就有这样的利益回避原则。在台湾，受害人遭到性侵之后，可以去相关的部门投诉，而我们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