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和江琪办理了复婚手续。从民政局里出来，我带着江琪去了商场，给她买了一条铂金项链和一枚钻戒，不管怎么说，这又是一次结婚。
从一场喧嚣中平静下来后，我开始有时间审视内心，却突然发觉自己并不如想象中豁达。我问自己：这样做值得吗？江琪真的那么重要？她能为了一个刚刚认识的男人抛家弃子，我还能相信她的人品吗……几个知情的朋友也都怪我太心急，他们觉得应该适当地让江琪付出代价，最起码也得是她哭着求着跟我复婚。他们说我做事欠考虑，而这样的行事方式将让我在日后的婚姻生活中更加被动。
我开始坐不住了，是啊，当初为何那么冲动？错的人不是我，却为何让我一再屈膝？每每想起这些，不平和愤恨就像野草一样在心中疯长，我恨自己卑贱，也恨江琪无情。不行，我得找回平衡，可又该如何平衡？再离婚是不现实的，双方老人再也经不起折腾。那究竟要怎样？也许我也该出轨一次，让江琪也尝尝背叛的滋味，也去体会那其中的屈辱与无望。
■ 记者手记
在新海劝说自己去原谅时，其实他并没打算原谅，因为他需要这种敌视，甚至是仇恨来让自己觉察到一种平衡。
的确，从表面上来看，江琪是犯错方，但如果将时间拉长，我们就会发现，婚姻中的彼此都是这个结果的肇事者，江琪的出轨固然是错，但新海同样存在问题，比如贪玩，比如轻率……由此看来，把责任全部交由一个人来承担并不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