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不沾酒时的他,是个好人,既可爱又真诚。所以,对他的这番表白,我是相信的,也下了帮他赴美的决心。于是,我跟他带着翻译找到那位洋指挥,表达了学习的渴望,并交给洋指挥一封由我撰写,由翻译用英文打印好的信,托他带回美国,上交给他认为合适的乐团管理层,他一口应允。接下来,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洋指挥的奔波下,那封信说动了某乐团的董事会,他们很快就发来邀请函,丈夫很快就拿到签证,顺利启程。
太平洋那头的丈夫生机焕然
一到美国,他就被谋生存、图发展的热望裹挟着,成为新移民中的一员,忙得连站着都想睡着了。
那家乐团的成员都是兼职的,他更不能例外。白天,他是一家小公司的雇员,只有每星期五的晚上,他才有资格参加乐团的排练,每次还要支付每小时25美元的费用。更可怕的是,那里没有公款吃喝、报销这样的词儿,也没有酒肉哥们儿在一起消愁解闷。有的是一张接一张的账单,像排着队的黄世仁,这个刚走,那个就面目狰狞地逼上来,一点缓气的机会也不给。他必须全天候地做事情,才能撑起孤独的日子,才能支付所有的生活开销。
“真苦真累,但真开眼界呀。我已经滴酒不沾了,30多年的烟瘾也戒了。我现在过得正规,保守,目标明确,干劲十足。”他在电话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