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我卸掉浓浓的妆，脱下细细的高跟鞋，揉了揉肿胀的双脚，换上一双平底鞋，背着双肩包往门口走去。
有的伙伴提议大家去宵夜，并且问我去不去，我头都没回，摆了摆手，然后上了歌厅门口的一辆出租车。
我不是不愿意热闹，实在是因为我没有任性的资本。
虽说歌厅每晚会有不菲的收入，但是这些钱用来给弟弟治病上，简直是杯水车薪。
一年前弟弟生病，全家人几乎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并且做好了八年抗战的准备。
出租车师傅是一个和蔼的中年大叔，中年，不油腻那种。
我上车以后，他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说话，得知我晚归是给生病的弟弟挣钱时，长叹了口气，说他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但是叛逆得很，没有我懂事。
大叔边说边递给我一瓶水，唱了一晚上歌，我也确实渴了，接过来便喝了几大口。
大概是太累了，此时，坐在出租车上，舒服劲儿一上来，困虫也爬上了我的大脑。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告诉大叔到地方了叫我，没等他回答，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