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那年，我认识了武汉男人大国，他从事水利工作，生得相貌堂堂。我们还谈不上了解对方，就懵懵懂懂地结了婚。儿子出生时，我和大国还在两地分居。我独自在南京，从十月怀胎到儿子三岁，我没经验，加上工作又忙，孩子带得病恹恹，我自己也折腾得衣冠不整。大国很少去南京看我们，他总是忙。每年春节，我才能带儿子回武汉。见面少，成了见面吵。大国怪我结婚了却没给他一个家，我怨他只顾独自在武汉享受独身世界，不管我们娘俩的死活。架还没吵完，假期已经结束了。
结婚第四年，大国坚决把我调回了武汉。我在南京的工作很出色，因为这一调，一切又从零开始。那时女儿也出生了。刚回武汉时，我被调到一个国家项目里任翻译，被派长驻宜昌。我想顾家，又不能丢了专业，只好折中——把儿子留在大国身边，把女儿带到宜昌自己身边。我们又开始两地分居。宜昌的工程完成后，我回到武昌卓刀泉继续任翻译工作。我的家在汉口堤角，三十年前的公汽极少，我每天从我汉口的家到武昌的单位，怀里抱着女儿，手里提着物什，来回一趟得转六趟车。车少，每趟车都挤得爆满，车外悬着的，车顶扒着的……这风雨里摇晃的车，多么像我一路颠簸的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