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冬里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外面吃了简便的晚餐回来后，谈到了萨特与西蒙波伏娃，他说他要象萨特一样找一个波伏娃似的女性结成终生伴侣，不禁欲但不结婚。他的奇思怪想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理解，但他不可能找到另一个波伏娃。而我却在心里默默地订下了终身。那个夜晚我们谈得非常契合，谈得最多的还是音乐。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吉它水平突飞猛进，还能为他的小提琴伴奏。
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一点了，外面已经没有公交车了。一想到要进入冰冷的暗夜，独自步行回到冰冷的家，我的心就冰冷得发抖。我说你让我住下吧，我不想回家。他无声地点点头，我追问：“要紧吗？”他说没关系，我说：“你母亲会突然来看你吗？”他说不会，这么晚了，怎么会？我又问：“你想不想要我留下？”他笑了：“随便你啦！”我犹豫了半小时，实在不想独自一人步行一小时回家，我也没钱坐出租车。
我一件一件地由外到内脱了我的衣服，只剩下棉毛内衣。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只顾自己摆弄着琴谱，我也不好意思瞧他脱衣服。我们俩钻进了他单人床的被窝，并排躺在一起没有拥抱，隔着薄薄的衣衫相互取暖。
我的内心充满了像音乐一般圣洁的念头，我一点点都没有朝那个方面想过，况且我全然不知那是怎么回事。在这个孤独寒冷的世界上我只是需要艺术和温暖罢了，我不需要发泄，我想他也是。我们屏气敛息，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时我听见了开门锁的响声，窗外的月光清冷地照着墙壁上挂着的两件乐器。我惊恐地望着那扇门，他把手指放在我的唇上。“吱”的一声，门开了，是他母亲。难道母亲与儿子是心有灵犀的？为什么她平时不来，偏偏今晚回来？他不敢起床，侧转了身想挡住睡在床里面的我。我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末日的宣判。
只有十平方米的房间，我们这么大的俩个人无处循形。他的母亲见到这种情况竟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矜持，破口大骂他的儿子：“给你房间单独住是要你勤奋向学、勤奋练琴的，你却来做这种苟且事。你们才多大，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我的“男友”一个劲地辩解：“我做了什么了，我，我什么也没做。妈，小声点好不好。”
他母亲只顾自己骂：“你倒晓得叫我小声点，你倒不晓得管好你自己。
既然你管不好自己，你就给我回家去住，怪不得我心里不安怎么也睡不着觉，怕你出什么事来看你，你却做这见不得人的事。这女孩是谁？你做过对不住她的事了么？”我用被子蒙住了头，我希望我的耳朵聋掉，什么也听不见。
他母亲的大声喝斥吵醒了隔壁几家人，邻居们以为小偷来了，都起来看是怎么回事。房门洞开，邻居们围在门前窃窃私语。这时我已是个哑巴，我不但希望我的耳朵聋掉，还希望我的眼睛也瞎掉，什么也别看见什么也别听见。
他母亲总算清醒过来了，对邻居们说着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没什么大事，不好意思，把你们给吵醒了，快回家睡觉吧！”他也如梦方醒，“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又把他母亲推出门外。我没有哭，神情呆滞地一件又一件地穿上了衣服。
他像往常一样没有送我，我独自一人在冰冷的暗夜听着自己皮鞋清冷的“得，得”声，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无法想，就这样走回了家。
第二天我没有去学校，第三天第四天我仍没有去，我病了，得了那一年上海滩流行的甲型肝炎，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在这件事上，我从没有怪过他，我恨他的是在我受了如此大的委屈之后，他竟不来找我，不来安慰我，电话也没有一个，信也没有一封。个性倔犟的我，忍受着爱，痛苦与疾病的种种折磨，始终没有回头去找过他。
其实，我的肝炎只一个半月就好了，就该回去上学了，但我借口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一直不回学校，拖满了两个月。按学校规定，连续两个月不来上学就要休学一年。我的父母没有闲钱供我多读一年大学，急得不得了，但任性的我不管这些，硬是在家待了一年，读了大量的书，写了大量发泄的文字。吉它是再也没有碰过。
大学三年级生完了病，回到学校时，我仍然上三年级。这一年我们的大学搬到了新的校址，我们有了自己的宿舍。但是，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初恋情人，听说他转学了。
自那晚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吉它，我迷恋上了跳舞，不仅在学校里跳，还跟同学到学校外的舞厅里去跳，还有了一个固定舞伴，他在银行里工作。我们把虹口、杨浦一带的舞厅都跳遍了。有一天晚上，他送我回宿舍时，在学校附近的弄堂里吻了我，我没有拒绝，但第二天我就抛弃了他，说我对跳舞失去了兴趣。学校的舞会上，新来的人代替了初恋情人拉小提琴，没有他在，我更能轻松自如地起舞，我成了舞林高手。
在大学的最后一次舞会——毕业舞会上，我知道，经过了这个夜晚，所有的都不再回来，我所有的历史都将成为过去，包括对那个人的爱。我将踏入社会，我不再是学生，我就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这条路通往哪里，我不知道。
舞厅里响起了音乐：“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我痴呆呆地站着，这是我与初恋情人看的电影《欢颜》的主题曲，这时有人向我伸出了手，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那个人拥进了舞池，随他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