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艺术家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29岁的孙维世和39岁的金山喜结良缘，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贺喜。婚礼那天，邓颖超同志来了，她送给孙维世一份珍贵的结婚礼物，就是《婚姻法》，意思就是大家遵守《婚姻法》，要彼此忠实，要好好对他们的女儿。
结婚后两人就搬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分给金山的那个宿舍里面，新世觉得跟姐姐再住一起就不是很合适了。经周恩来、邓颖超同意，就住到了西花厅。在孙新世的记忆中，这是一段让她十分留恋的时光。周总理、邓颖超亲切地称呼她为粤生女儿，总理接见外宾中间有十分钟休息，他就回来跟几个孩子打乒乓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2年。“总理爸爸去朝鲜访问，晚上我陪小超妈妈谈久了，她就让我睡总理爸爸的床，那才叫真的幸福。”说到这里，新世老人像个孩子似的，满脸皱纹都绽开了花。
孙新世这个时候过着挺快乐、挺平静的生活，不过此时姐姐的婚姻起了小小的波折。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受到金日成的欢迎。金山表示要写一部中朝抗美的电影，这让金日成大为赞赏，并亲自安排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但时隔不久，俩人就因感情出轨而犯了错误，金山受到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件事使孙维世在生活和心情上都跌入低谷。最终她还是原谅了金山，这也让金山十分感动。
之后，孙新世去了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专修俄罗斯文学。邓颖超为了让远离祖国的孙新世不感到孤独，经常给她寄书、写信，对她关怀备至，而孙新世也是事无巨细都向邓妈妈汇报。当她把自己找到男朋友李宗昌的消息告诉邓颖超后，不久便收到邓妈妈的一封亲笔贺信，祝贺孙新世找到了她的另一半，这令孙新世十分欣喜。
1957年2月，年过30的孙新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和丈夫返回了祖国，她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学任教，让孙新世感到高兴的是她又能经常见到邓颖超妈妈和周恩来爸爸了。
“后来我生了小颖，孩子叫他们爷爷奶奶。第一次我带孩子去西花厅，小超妈妈亲着我的女儿说：‘让大颖亲亲俺小颖’。小颖太小，不识宠，把西花厅里的沙发都尿脏了。邓颖超同志还是乐呵呵的。他们老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孩子。有一次我们看电视上播出“十一”游行，第二天我女儿就对总理说：昨天我在电视里头看游行了，我还看见你了。总理就说：那你长大了也去游行。她说那我怎么进去呀，她以为要游行得进到电视里才能游行。总理就把她抱到西花厅外面的大镜子前，说：‘你看，你这不是进去了吗？’结果小孩儿笑，总理也笑，笑得非常爽朗。”像这种特别轻松的时候后来就不多了，因为很快“文革”来了，孙新世再也没有听到周恩来这么爽朗的笑声了。
嫁给姐姐的丈夫
“文革”风暴开始后，江青仅以孙维世曾送一次戏票给李立三为借口，无端地在孙维世的头上加了一个“苏修特务”的罪名，对其进行残酷的批斗并将其抓走。孙维世在没被抓走前，特意密约妹妹新世每星期五晚上在天安门前见一次面，交代妹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是自杀。”
可是，江青为了杀人灭口和整倒周恩来，不久就将维世折磨死了。新世悲愤极了，因为她比别人更了解姐姐，也更爱姐姐。爸爸牺牲后，维世跟着妈妈东躲西藏地在上海，长到十五六岁时才找到组织，后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出国深造，上了苏联东方艺术学校。
在苏联，维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由于她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时，曾担任过“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会谈时的首席俄文翻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针对江青的为非作歹和无法无天，孙新世不顾一切地说：“一个把革命同志当成敌人的人，那么她自己也就成了敌人。”
孙新世为此当即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但是批斗了几场之后就被搁到了一边，原来进驻他们机关的军代表根本没有把她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她也就幸免于难。
1975年4月，金山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才得知妻子早已不在人世了。为了更好地照顾金山，孙新世一家都和金山住在一起，让失去妻子的金山晚年得到很多安慰。不久“文革”结束，孙新世离开了工作了20多年的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我就觉得姐姐去世了以后，唯一的亲人就剩了我们了，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当时我爱人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爱人去世以后，金山他考虑到我会不会搬走，于是他给那个党组写了封信，希望批准他跟我结婚。”新世老人深情地说。
1976年，50岁的孙新世与65岁的金山开始携手人生，共同医治心灵的创伤。1978年，金山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2年7月7日，他因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71岁。
随着岁月的流逝，身边的亲人都一个个离去，目前孙老的孩子们旅居国外，她经常出国探亲。对这位80岁的老人来说，北京的家总让她十分留恋，而每逢清明或亲人的忌日，她都会到北京的公墓给亲人送上问候。有几个纪念日是一定要纪念的，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邓妈妈离世的日子、姐姐、金山、哥哥……还会写一点什么东西纪念他们。“当初给《文汇报》写过很短的一篇东西，我就病了很久，因为我一回忆就生病。等身体好一些我就好好写一本回忆录，纪念姐姐他们，我觉得要不写对不起他们。”新世老人说到这儿抹了把脸。
